入选标准一：任何患有威胁生命的疾病或者生存时间有限的患者。

相较于其他疾病，癌症患者参与尊严疗法的案例较多，但尊严疗法也成功地应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肌营养不良症与ALS）患者、终末期肾病患者、终末期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以及那些脆弱的老年人。当患者沟通能力受限时，尊严疗法会面临挑战，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妨碍患者参与此疗法。

然而，即使是那些沟通困难的患者，例如ALS后期的患者，也参与了尊严疗法的研究。创造性思维、耐心与智慧、家人在现场辅助阐述或详尽说明患者的一些答复，和（或）使用键盘或类似的通信装置，可使无法进行言语交流的患者表达出他们对尊严疗法的回应。曾有一位罹患头颈癌并实施了喉头切除术的绅士，在回答尊严疗法的提问时，选用华美的字体，来敲打出自己的每个答案。

另一个问题有时被提出，患者对疾病预后的意识程度和看法是否作为参与尊严疗法的重要资格。尊严疗法的适用并不取决于患者已承认或希望讨论即将到来的死亡。然而，根据一般经验，随着患者逐渐接近死亡与死亡意识的加强，尊严疗法的效力也越来越高。但这些均非是否参与尊严疗法的先决条件，尊严治疗师的作用也绝不是参与患者预后信息的交谈。然而，与那些不知自己时日不多的患者相比，已知自己即将离世的患者对于这一基于传承疗法的态度大不相同，他们也许会更易反思，也更具有紧迫感，且更真诚。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已知自己即将离世的患者将其视为自己最后的一次治疗机会，而那些不知自己时日不多的患者仅将其视为众多机会之一。将尊严疗法视为最后一次分享自己回忆、想法与反思的机会，为患者提供了更强的人生存在感，而其他情况可能缺乏这种效果。

一位罹患白血病治疗无效的19岁男孩，被邀请参与尊严疗法。他的家庭生活是相当混乱的，父亲长期离家不知所踪，他唯一的胞亲，23岁的姐姐，倔强地反叛着自己固执的母亲。尽管他的治疗情况很糟，他却并不认为或从未谈及过自己时日不多。虽然他能回答很多尊严疗法中的问题，他的回答却缺乏强烈的情感或紧迫感。例如：当被问及是否有什么给姐姐的建议或希望时，他说道，希望“有一天”能和她谈谈回家与完成高中学业的重要性；当被问及是否愿意现在就对此进行谈论时，他回应道，他会在感觉适当的时间再做。

入选标准二：患者对尊严疗法感兴趣且有参与动机。

患者参与尊严疗法的动机很难预测，而能感受到与此干预疗法的共鸣，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说明其选择参与此疗法是正确的。因此，患者应充分了解他们将要参与的尊严疗法，包括尊严疗法中会被问及的问题。这样向患者及其家人介绍尊严疗法做是极为重要的，不仅仅是出于知情同意的目的，还在于这样做可帮助患者确定尊严疗法对他们个人而言是否是有意义和值得的。花费时间来思考可能在尊严疗法中被问及的问题，也有助于患者自身对此干预疗法做好心理准备。对潜在的参与者隐瞒尊严疗法相关的信息并无助益，相反，完全公开信息，则可确保患者全身心参与并致力于进行此种疗法所需的反思与个人分享。

患者对尊严疗法的兴趣和动机是决定其是否适合这种疗法的关键。很难界定选择参与尊严疗法的患者归属何种类型，但他们均可经常感受到，尊严疗法是一种增强人生意义与使命感的疗法，它值得自己花费宝贵的时间与精力。虽然患者对于尊严疗法的效果看法各异，但很多人认为它是帮助自己的一种方式，同时也对那些他们所爱与关心的人有所助益。

入选标准三：参与尊严治疗的患者、治疗师和转录员必须说同一种语言。

大多数尊严疗法研究都是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进行的，如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但此疗法的临床研究也在丹麦、葡萄牙、日本、中国和加拿大的法语区进行。在实施尊严疗法时，治疗师、患者与转录员（将录音转换为文本的转录员）说同一种语言至关重要。在进行尊严疗法前，患者需要确定以哪种语言记录自己治疗的文档，转录员与文稿编辑必须能流利地使用患者选择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