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语气和内容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颖、个体化的心理治疗，尤其适用于临终患者。因为它是基于尊严模型发展而来的，我们将这一心理治疗方法命名为尊严疗法[1,2]。实质上，参加尊严疗法的患者被邀请参与会话，这些谈话强调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或记忆，或者记录他们想要留给亲人的东西[2,3]。出于传承的目的，会话过程需要被录音并转换为文本。因此，尊严疗法的产物具有持续影响性，它的影响力将会超越患者死亡而持续影响到后代。除了引导治疗过程，尊严治疗师还需要将尊严渗透到治疗中，也就是说，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必须能够感觉到被接受、重视和尊敬。

由首个尊严疗法参与者，我们预想到了尊严疗法可能是一个可行的、真正的、特别的姑息治疗干预。他的故事将在本书其他地方阐述[12]，但是他认为“至少在尊严疗法做完之前”，生存仍然是有价值的。这实际上是尊严疗法临床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早期发展前景使得我们快速地从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加拿大癌症研究所和加拿大卫生研究院申请到了研究经费。

在2001—2003第一个临床研究展开期间，尊严疗法的理念在《尊严维护照护——姑息治疗的新模式》一文中发表。这篇文章于2002年5月1日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期刊》[2]，详细描述了终末期患者的尊严模型，并向读者介绍了S先生参与尊严疗法的案例。S先生是一名患有原发性肺癌的62岁老人，18个月前他被诊断出癌症已经转移到肝、脑和肾上腺。最近，他的病情发展到上下肢无力且无法承重的地步。由于严重的副作用他已经停用了糖皮质激素，并因肺炎进行了2周的抗生素治疗。气短、癫痫发作、便秘和阵发性躁动等临床症状控制得相对很好。最近，他的症状管理重点是舒适护理。

S先生借尊严疗法的机会讲述了他早年在寄养家庭中生活的艰辛[2]。不幸的是，他从没有归属感，这导致他长期的自我厌恶行为、混乱的人际关系、无数的职业事故和一连串的成瘾事件。直到他遇到之后成为他妻子的女人，这种自我毁灭的生活方式才得以终止。由于爱情的治愈作用，他最终从药物滥用、酗酒中得到了救赎。对于S先生来说，尊严疗法为他提供了一个向“拯救了”他的妻子表达感谢的机会，并且留给像他一样经历过糟糕生活的人们一些希望。收到S先生的传承文件后，S夫人说“读他的话能够帮助我记住并想起他。我有时候不理解他，因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我是一个忧虑者。也许是我对上帝的信仰还不够。我很高兴他的话能安慰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