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临床研究已发表

关注问题

2005年8月,尊严疗法的第一个临床研究结果发表在《临床肿瘤学杂志》[10]。Betty Ferrell在一篇评论中称赞尊严疗法为姑息治疗的一个“重大突破”[13]。此项研究中,尊严疗法提供给在澳大利亚佩斯和加拿大温尼伯这两个地方接受姑息治疗服务且符合研究纳入标准的所有患者。在澳大利亚,患者从Silver Chain临终关怀服务和癌症协会中心的姑息治疗临终关怀小屋招募。

在加拿大,患者从温尼伯地区卫生行政部姑息治疗项目(Winnipeg Regional HealthAuthority Palliative Care Program)招募。温尼伯和佩斯的姑息治疗项目都为患者提供一系列住院和门诊服务。

研究的纳入标准为:终末期疾病患者,预期寿命不超过6个月,18岁以上,讲英语,愿意在7~10天内被联系3~4次,认知完整,愿意提供口头和书面同意。为评估尊严疗法的效果,所有参与者都被要求填写调查问卷来评估生理、心理、存在方面的问题,包括抑郁、尊严、焦虑、痛苦、绝望、求死欲、自杀、幸福感、生活质量和求生意志。问卷调查完成后患者即参加尊严疗法[10]。尊严疗法过程被录音。参与者在尊严疗法中讲述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包括他们对最亲密的人想说的话(尊严疗法具体问题和实施技巧将在以后章节中描述)。

在两年的时间里,共有100名患者完成了本研究,平均地分布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地区。大部分患者为晚期癌症患者,从第一次联系到死亡的平均生存时间为51天。在完成研究的这100名患者中,91%的患者表示对尊严疗法满意或者高度满意;86%的患者认为,这种干预有帮助或非常有帮助;76%的患者认为,尊严疗法提升了他们的尊严感;68%的患者认为,尊严疗法增加了他们的使命感;67%的患者认为,尊严疗法增加了他们的价值感;47%的参与者认为,尊严疗法增加了他们的求生意志。一个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62岁的女性甚至说:“我认为(参加这项研究)是我活着的原因之一。”81%完成尊严疗法的患者认为,它已经帮助或者将要帮助他们的家属[10]。

参与者对尊严疗法的应用体现在多方面。对于一些患者而言,尊严疗法使他们有能力确认对家人和朋友的爱,而另外一些患者则在尊严疗法中表达了遗憾之情。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尊严疗法提供了一个回忆特殊生活事件、重述庆祝或悲伤时刻的机会。这些时刻通常改变、定义或塑造了他们的生命。一些患者提出了与传承主题有关的问题。例如,一个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36岁女性说:“我很高兴参加了这个科研项目,它帮助我捋清了我的记忆、想法和感觉,而不再是满脑子乱七八糟的思绪。最重要的是我能为我的丈夫、孩子、亲人和朋友留下对‘自我的剖析’。”对于其他患者来说,尊严疗法提供了一个再次肯定他们自我价值的机会。一个患有晚期乳腺癌的49岁的女性说:“尊严疗法是一个令人愉悦的经历。将我原先认为无趣、枯燥的人生记录在纸上让我意识到其实我曾经做了很多事情。”

另一名患者为复发性直肠癌的61岁女性,由于尊严疗法涉及人生意义和使命的问题,这使她从中获得了希望:“这个经历帮助我深入思考自己,并从我的人生中发现更多的意义。我期待着与我的家人分享它。我确信这将对他们有启迪。”一个72岁晚期肺癌男性患者的妻子描述尊严疗法产生的文字记录是宏伟的,这表明她的丈夫“想要做出贡献;这个访谈给了他第二次机会来做一些有帮助的事情”[10]。考虑“成为他人负担”对患者突出且严重的影响[8,14],提供一个唤起意义和使命的机会,来帮助患者感觉到生命不止是单纯地存在,也可以是灵性的从属。医疗卫生专家应该有意识地利用每一个和患者提供服务的临床机会来认同和强化患者的人格[15]。

在这项研究中[10],痛苦和沮丧有显著的改善。尊严、绝望、求死欲、焦虑、求生意志和自杀都有改善趋势。越绝望的患者越有可能从尊严疗法中受益。从尊严疗法获益的患者表明他们的生命感觉有意义,有高度的使命感和求生意志,经历了较少的痛苦。那些相信尊严疗法能帮助或将帮助他们家属的人,更有可能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使命感,表现出更强的求生意愿和经历较少的痛苦。从临终患者的角度总结的这一发现是引人深思的,这放映了贯穿人类生命周期的一项基本事实。能够以某些方式保护自己关心的人和事的人,更有可能拥抱生活,并感到生命的意义感和使命感。

根据这些数据可见,这是贯穿人生的真理,并将持续直至生命尽头[10]。

姑息治疗干预的基本原理是减轻患者对痛苦的意识。尽管镇痛无法消除身体疼痛的根源,但它可以有效消除疼痛的感觉。然而,尊严疗法试图通过源头来解决情绪痛苦。它试图在支持、熏陶和易行的框架下,促进患者生命意义和使命感的同时加强患者持续的价值感。第一个研究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尊严疗法的益处及其作为一种姑息干预的可行性[10]。